《火星游记》与科幻理想

我国成功发射的火星探测器“天问一号”，将一次性完成“绕落巡”三大任务后“采样”返回——这将是迄今为止人类的伟大首创。其构思设计、攻关研发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理想和未来；也激励着科幻创作热潮迭起。使我们想起上世纪30年代老舍写《猫城记》——就是以“火星”为背景；但倡言理想注重科普的小说《火星游记》面世更早，还如其作者化用的笔名“市隐”一样，至今鲜为人知。

上世纪初，描写星际空间乃至“殖民”异域的叙事作品开始登上清末文坛，如《月球殖民地小说》（荒江钓叟，1904）、《新法螺先生谭》（徐念慈，1905）、《新野叟曝言》（陆士谔，1909）等。这些“星际旅行”作品虽然初具基本的行星或星系概念，但都还停留在非常简单的粗浅层面。如经过金星，看到动植物进化过程，经过水星又看到所谓的“换脑术”等；或者写月球上“黄金为壁，白玉为阶”，发明“飞舰”和先进的“气球”，可以随时往来于地、月和宇宙之间等等。

1920年后，发现火星上有“运河”迹象的科学新闻传入国内，一时间，有关“火星人”的推测、探讨也热闹起来，取材或描写火星的作品相继出现。《火星游记》开篇就“按天文学家说……太阳统领着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、天王、海王、地球这八个行星”；接下来安排地球人“黄慈、百善、黑德、宗福”四位，象征“黄白黑棕”四色人种去火星探险。小说主人公“慧耀居士”带他们一起到达火星，参访、学习火星社会“高尚平等”的大同文明。

首先，在自然景观描写上，小说和《猫城记》都注意了科幻想象的真实合理，如火星“晚间有两颗天然的月亮”“小山上是灰里带着些淡红”等等，都符合火星的自然特征；因而使小说读来奇妙有趣，独具魅力。《火星游记》里的“火星社会”分为六十个都城，附设六十个市镇，各有“公所”，市政设施完善，民众“道德高尚”；人人各司其职，家家安居乐业。同时火星的科技“高度发达”，研制出宇航飞船与附近星球往来交通；还开发了“海田”，可以在海底收获“海稻”；尤其“晚间除了两个天然月亮外，天上还悬挂着三个圆形的人造光体，为火星世界提供照明”等等。这令“黄慈”等人感慨万端，决心回到地球劝说各自族人废弃战争，消除仇恨剥削，一起努力建设“平等友善”的人道主义大同世界。

显然，这受梁启超《新中国未来记》（1902）的影响，文脉相承。难怪《火星游记》封面就印着“理想小说，救世诠真”，刻意构建与地球现实社会迥异的“桃花源”：“小孩儿两岁入幼稚园，公家替人民一直教育到了十一岁，出学之后，分科为公家服务”。生活都有保障，“结婚后，男女如有外遇，一经证明，即分送男女疯人院中，终身不得与人民平等。以故这火星世界，永无淫乱之事。”可见，衣食住行乃至婚姻家庭，日常教化，都强调所谓的“公家”与“大同”，这在现代文坛其他创作中，是很少见的。

“大同之世，天下为公”的思想渊源深厚，理念古朴悠久；《火星游记》中的农业生产设计为“每家一顷地，八家九顷地，多出的一顷为替公家耕种”——也明显是来自商周社会“井田制”的影响。孔子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的隐逸向往，影响深远；《火星游记》的作者“市隐”不过是把尘世渺茫的海洋波涛与江湖风浪，变幻为天上的银河星空罢了。放眼世界，1895年，H·G·威尔斯的《世界之战》是最早具有广泛影响的火星科幻作品。此后的文艺创作中“火星幻想”迭出：布拉德伯里的“火星运河”、马特·达蒙的“火星土豆”，甚至《火星人玩转地球》……直到《火星任务》《火星超人》《火星救援》乃至《火星三部曲》等等。

总之，对比连载发表于1920年代的《火星游记》——借助天文科技知识，表现超前的“公家”集体，富有明显的思想启蒙和教化意味——也许算得上考察文坛“火星”一个有趣的篇章。